旅游视讯网图文频道2026年6月8日上海讯（编辑/郭亚芳）

晚岁的张仃变得沉默寡言，学者邢小群根据多次拜访的经验，将他比作“一座沉默的大山”。

张仃本不是木讷的性格，据中央工艺美院多位老学生回忆：当年先生给他们讲课时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神采飞扬。诗人徐迟则这样回忆：1940年冬，他与张仃在重庆结识，这位同乡同龄的朋友不仅会画，而且特别能侃，一肚子东北家乡白山黑水、林海茫茫的传奇故事，令他着迷；连续几个晚上，张仃神聊，他飞笔，记下厚厚一大本。（见徐迟回忆录《我的文学生涯》）

张仃的老友夏衍晚年应出版社反复约稿，终于答应写自述，并以“懒寻旧梦录”作书名，披露了内心的纠结。其实，这个书名也可代表张仃晚年的心境。同情、理解地看，这批文化老人“懒寻旧梦”并非有意回避历史，而是往事难以回首；而尴尬的是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偏偏挥之不去，总来折磨着他们的灵魂。

2005年5月，“张仃艺术成就展”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，有记者采访，请他谈谈自己的艺术成就。年近九旬的张仃淡定地说：“我一生做美术工作，整个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。特别是入党以后，党需要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从小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，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种思想。”

这番自白，平实而内涵深长。回顾张仃的一生，起码一大半岁月，是在为“祖国的命运”的奋斗中度过的，从“社会的需要”到“党的需要”，慷慨地挥霍自己的艺术才华，奉献自己的生命能量。显然，在张仃的心目中，这个“党”与“祖国的命运”有神圣的关联性，寄托着自己理想与信仰，因此具有一种至高无上、不言自明的权威性；在它面前，个人并不重要。

然而，青春时代的张仃另有想法，“组织”与“艺术”的矛盾，他一开始就感受到。当年，在延安文抗的窑洞里，他与萧军严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并达成这样的共识：“未来一流的艺术家，不可能出现在任何受意识形态强力束缚的党内。”（见萧军《延安日记》）唯其如此，延安七年，张仃一直恪守“党外布尔什维克”的立场，直到1945年秋抗战胜利，被派往东北开展工作之前。看来，“组织”所承载的理想之光、道德之光，最终还是征服了他。

既然信仰和理想都交付了组织并在党旗下宣了誓，个人的自由意志从此不再重要，甚至成为必须克服的对象。组织的要求很明确：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。在这种情势下，艺术家气质根深蒂固的张仃，只好将自己分成两半：一半是画家，一半是党员，尽管拧巴，有时很痛苦，却别无选择，久而久之，习惯成自然。

然而，艺术良知与人性之善却不肯轻易放过张仃。随着时光推移，岁月老去，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不断撕咬他的灵魂。而在张仃既有的精神结构与认知体系中，这种悔恨与痛苦尚无有效的解药。这，或许就是张仃“沉默的大山”的由来吧。这其中，有两件事令张仃最为窝心，难以释怀，一是1957年中央美院的反右运动，二是1960年对陈叔亮的批判。

关于中央美院的反右运动，美术圈至今流传对张仃的恶评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两点：第一，张仃表现积极；第二，张仃趁势上位；其根据有二：其一，张仃是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；其二，运动一结束，张仃就被调到刚从中央美院独立的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，接替反右运动中落马的庞薰琹，官升一级。

然而，“事实”与事情的真相往往有出入。了解央美反右运动的内幕并了解张仃的人都知道：以上两件事实，都不是张仃的主动选择，而是组织的安排；张仃的问题在于，他没有拒绝这种安排。

1957年夏，中央美院反右运动拉开序幕时，张仃正偕叶浅予、黄苗子在山西晋祠考察宋代雕塑，在芮城临摹永乐宫壁画，中途接到央美急电，立即返京参加运动。此时，中央美院第一把手、党委书记江丰的右派处分已成定局。江丰遭此厄运，源于他在中国画问题上激进而简单化的做法，一不小心逆了圣鳞，撞到运动枪口上，结果被打成“江丰反党集团”。

或许有人问：为什么偏偏是张仃而不是别人，被任命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？分析下来，原因有三：第一，他是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党书记；第二，他的延安身份；第三，他与江丰的艺术分歧，特别在中国画问题上看法鲜明对立。第一条原因毋需解释，第二、三条则耐人寻味：张仃和江丰早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共事时，艺术趣味上就话不投机，张仃喜欢现代派，喜欢毕加索，江丰只认革命写实主义，视西方现代艺术为反动没落。相同的延安背景，使他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美术领导干部，中央美院的同事，一个任院长，一个任系主任。然而，延安背景并非万能保险。其实张仃也好，江丰也好，说到底都是革命机器中的螺丝钉——比较重要的螺丝钉而已，必要时都可以替换，只有那个作为精神象征、体制化的“延安”，才是永固不变的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江丰虽是鲁艺的元老，中央美院的院长，仍是“兵”的范畴，一旦冲撞了营盘铁壁，必遭诛伐。而张仃与江丰在中国画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，两年前，就对江丰在中国画问题上的“虚无主义”提出过严厉批评，现在正好为组织所用，成为攻打“江丰反党集团”的排头兵。

张仃“表现积极”的背后，隐藏如此复杂的纠葛，是许多人不曾想到，也无暇想到的。出于对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强烈同情，人们忽略这一切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其实，在当时的情形下，无论是从认识的角度，信仰的角度，还是自我保护的角度，张仃一定会如此表现，正如工艺美院一位知情人士回答笔者咨询那样：“大势所趋，张仃如果不积极，自己可能变成右派。”

因此，真正重要的，其实并不在“表现积极”而在“趁势上位”，如果后者属实，前者才值得谴责，因为这属于道德品质问题。那么，张仃是否真的“趁势上位”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反右运动开始时，张仃已在国画系（当时叫彩墨画系）工作三年，全部心思都在“新中国画”实验上。从个人兴趣讲，张仃一心只想当画家，从事创作，成为工艺设计家，是无心插枊的结果。当年在延安时，因漫画不合时宜，于是改行搞设计，因这方面才能，成为中共党内首席艺术设计师。1953年院系调整，以庞薰琹为首的华东美院实用美术系与中央美院合并，张仃卸去原有的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主任一职，调到绘画系（后分出国画系）当副主任兼书记，与李可染一起探索“新中国画”的革新之路，这才圆了画家梦。

由此可见，张仃“趁势上位”的说法难以成立。其实，早在半年前，张仃就响应党的号召，准备辞掉官职，不吃公家粮，做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画家。再遥想1983年春，张仃从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的岗位上退下来，回到家躺在地上打滚庆祝的情形。这与“趋势上位”的说法，两者相距何其遥远！

1957年中央美院的反右运动，情形确实不同寻常。当时中央美院（包括附中）总共不到三百人。据统计，从院长江丰到“反动学生”袁运生，七十余人被打成右派，占中央美院总人数四分之一，远高于中央规定的“百分之五”的比例，这与央美第一把手江丰的失脚有很大关系。反右前的央美，由于江丰的革命资历，政治地位，加上他的人格魅力，使他拥有一大批追随者、支持者。当时谁也没想到，像他这样的人竟会被打右派，于是随他一起跳进雷区。由于情况过于特殊，中央美院领导层及教授的右派定案直接由中宣部管辖，周扬亲自圈定。由此可见，张仃这个“反右领导小组组长”，其实不过是一个必要的摆设而已。

然而，中央美院七十余人一夜之间沦为政治贱民，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受尽苦难与屈辱，作为该院反右领导小组的组长，张仃依然难辞其咎，在这些受害者面前，任何企图为张仃辩护的说词，都是苍白无力的。

2017年11月1日，在清华大学“张仃先生百年诞生学术论坛”会上，袁运生的发言，使全体与会者为之动容。据袁运生讲述：文革劫后重逢，张先生见到他，痛苦地低下头，一语不发，双手抱头蹲在地上，久久不肯起来，他当然知道张仃此举的原因：1957年，他以“反动学生”的莫须有罪名被打成右派时，张仃没能阻止。张仃的这种自责持续很长时间，于是他只好反过来劝说：这不是你的错，也不是你的责任。

袁运生说得不错，这确实不是张仃的责任。笔者想补充的是，张仃如此过度地自责，恰好表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、一个正人君子的忠厚与真诚；而那种认定张仃“趋势上位”的说法，倒有可能出于“小人之心”。 

第二件事，是1960年“反右倾”运动中张仃对陈叔亮的批判。1959年，中央工艺美院副院长、党委书记陈叔亮在《美术》、《装饰》杂志上分别发表《为提高工艺美术的创作水平而奋斗》、《为了美化人民生活》两文，对当时的工艺美术设计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提出中肯而具体的批评，如果是平时，也许不会有事，不巧撞上粉碎“彭德怀反党集团”的“反右倾”运动的枪口。任务压下来，在组织的绝对命令下，张仃写下《工艺美术事业不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——评陈叔亮同志的两篇文章》，发表于1960年3月号的《美术》杂志，在工艺美院师生中引起哗然。

很难想象，一个审美眼光纯正犀利，曾写过《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绘画色彩》《试论齐黄》那样经典美文的艺术内行，会写下这种指鹿为马的低级文字。毫无疑问，张仃写这篇文章时，作为艺术家的自我已被放逐，另一个院长、党员的他，在组织的绝对命令下完成一件并不光彩但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据张仃的老学生梁任生回忆：张仃私下曾对他说：“我的观点与陈叔亮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，批判他，就是批判我自己。”

关于这件事，张仃之子张大伟至今记忆犹新：“那时我还在读小学，有一天放学回家，院里的小伙伴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：你爸挖出一个潜藏的敌人，我心里挺兴奋，就去问父亲，没想到他勃然大怒，样子极可怕，母亲赶紧把我拉开。从此家里谁也不敢提这件事。”

……

往事并不如烟，心性高迈的张仃如何面对这些不堪回首的记忆，清除这些心理垃圾？单靠“沉默”，显然不是办法。张仃不是宗教信徒，无法通过“忏悔”达到心灵的净化，而只能通过传统的“回归自然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美学，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恢复心理平衡。文革后期，张仃由色彩斑斓的装饰绘画，转向一玄一素的焦墨山水。从此，大美而无言的高山原野，纯洁无垢的冰天雪地，成为他喜爱的题材而永不餍足，这标志着心理净化程序的有效启动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26年6月8日改定

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著名文学评论家